近代以來的北京喪葬禮俗和近代以來中國社會一樣，因為各種因素的影響，包括外來的和傳統的，在短短的百余年內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這種變化既有西方文化的影響，也有中國傳統的禮俗混雜其間，但其變化或者說演進比任何一種習俗都要緩慢。

　　第一節喪禮等級缺席的破壞

　　封建時代 政權對喪禮有較為嚴格的規定，其特點在于鮮明的等級性。即從帝后到品官到普通老百姓，喪葬禮俗各有其等，而據統冶者的規定從上到下有厚、薄的區別。如用杠，只有帝后可用一百十十八人杠，除此以外任何人不得使用。正如《大清律例》規定：“凡有喪之家，必須依禮安葬�！边@個“禮”就是封建政權的規定。 近代以來，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后，等級缺席的破壞從整體上說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但在喪葬禮俗方面，卻為繁雜的的喪葬禮俗的產生打開了一個缺口，以前士庶人不能用不敢用的喪葬禮俗，現在卻能堂而皇之地采用。在人們的心理定勢上對于較高的社會地位和官銜有一種崇高的心理，有代表這種社會等級地位的喪禮在位和銜有一種崇尚的心理，能代表這種社會等級的地位的喪禮在被破壞之后，普通人們也想過把高地位的癮，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竟將帝王將相所用的喪禮也用的自家的喪事上，以顯示家庭或家族的社會地位，其結理是喪事變得越來越繁瑣，封建迷信大行其道。但喪葬禮俗在近代以來仍有一些有意義的變化。如光緒年間出現了“追悼會”這樣的形式，即將過去的設奠開吊更簡單化、大眾化。 第二節民國初年的喪禮規定

　　民國政府對喪葬禮俗也作了一些改革。1912年8月17日，民國政府公布民國《禮制》，共2章7條，第一章為男子禮，第二章為女子禮。在第一章第二條中規定“慶典、祀典、婚禮、喪禮、聘問，用脫帽三鞠躬禮�！蓖�年10月3日，公布的《服制》中規定，男子遇喪禮，服飾用民國大禮服或常禮服外，在左腕圍以黑紗，女子則在胸際綴以黑紗結。兩項禮制都有一個特色，就是仿西方禮儀形式和不再有等級差別。公布后，社會上一時竟仿效。在北京，“民國時代，凡婚喪喜事儀制，前清跪拜禮節，今概改用鞠躬�！� 第三節新文化運動對傳統喪禮的觸動

　　1916年興起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首先是一場思想文化上的啟蒙運動，其批判的主要目標是封建傳統的綱常倫理，這次運動對中國的喪葬禮俗也有所觸動。陳獨秀，這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和旗手，他是新文化運動以來對中國傳統倫理發起攻擊的第一人，他對中國的禮教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認為中國人的虛偽，最明顯的、集中表現就是喪葬禮俗，但陳獨秀和后來的吳虞批判“孝”只是對舊喪禮的批判或破壞，而并沒有指出改革或救正的辦法。對中國舊喪禮的理論上的改革，只有當時另一位思想界的明顯胡適提出來，這位曾留學美國的青年學者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號上發表了一篇長文章《我對于喪禮的改革》，記述了他對喪葬禮俗的一次改革。1918年11月23日，胡適的母親在老家安徽績溪病逝。胡適從北京趕了回去，并在這次喪禮中作了一次重大的改革：

　　一、改革訃貼：

　　先母馮太夫人于中華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三病歿于安徽績溪上川本宅。
　　敬此訃聞。胡覺適謹告這次訃帖，據胡適說，改革了三點，第一點是去掉了“不孝○○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顯妣”等等鬼話；第二點是去掉了“孤哀子○○等泣血稽顙”一類的套話；第三點是去掉了“‘孤哀子’后面排著那一大群的‘降服子’，‘齊衰期服孫’，‘期’，‘大功’，‘小功’……等等親族，和‘■淚稽首’，‘試淚稽首’……等等有‘譜’的虛文�！� 二、不接受紙活冥器禮物：

　　胡適一到家，即發了一個通告，上面說：“本家喪事擬于舊日陋俗略有所改良。倘蒙賜吊，只領香一炷或挽聯之類。此外如錫箔，素紙，冥器，盤緞等物，概不敢領，請勿見賜。伏乞鑒原�！蓖ǜ嬉怀�，果然奏效，竟沒有一家送這些東西來的。據說幾個投機者，估計到胡適會喪事辦得很隆重，于是在村上開了一家紙扎鋪，沒想到胡適會來一番改革，這紙扎鋪不得不關張了事。 三、不用和尚、道士。

　　四、改革受吊禮：

　　受吊的時候，開靈幃，主人在幃里答謝吊客，“哀至即哭，哭不必做出種種假聲音，不有哭時，便不哭了，決不為吊客做出舉哀的假樣子�！�

　　五、改革祭禮：

　　胡適本想把祭禮改為“奠”，但他七十多歲的老外婆不同意。雖然沒廢祭禮，但也作了一些改良：“本族公蔡儀節：(族人親自做禮生)序立。就位。參靈，三鞠躬。三獻，讀祭文。(祭文中列來祭的人名，故不可少。)辭靈。禮成。親戚公祭。我不要親戚‘送祭’。我把要來祭的親戚邀在一塊，以推主祭者一人，贊禮二人，余人陪祭，一概不請外人作禮生。同時一奠，不用‘三獻禮’。向來可分七八天的祭，改了新禮，十五分鐘就完了，儀節如下：序立。主祭者就位。陪祭者分列就位。參靈，三鞠躬。讀祭文，辭靈。禮成。謝奠�！� 六、簡化出殯：

　　銘旌先行，次為靈柩，交伙主人隨行，次為送殯者。沒有其他的排揚。主人也不用舉哀，也不是非要哭出聲，穿麻衣，不戴帽，不執哭喪棒，用白布系腰。

　　七、簡化點主：

　　神主一次書成，出殯時直接送進宗祠即可。

　　八、不用陰陽先生； 胡適自己到他父親墳地附近找了一塊地，安葬母親。鄉人還以為是“外國翰林”看的風水一定是極好的地，不信就有人在他母親墳下的田里入葬。

　　九、服喪：

　　穿了五個月零十幾天的喪服，據胡適說這是尊《易傳》所說太古時代“喪期無數”的古禮，喪期可長可短。胡適為母親治并不在北京，他對喪禮的改革并不意味著對北京喪禮的改革，但我們在這里認真予以檢索，目的在于：其一，胡適作為五四文化運動的重要主人，他的言行對社會總有若干的影響，北京乃至全國。其二，我們從胡適的改革喪禮可以看到近代來的喪禮變遷的方向，即簡單化趨勢，北京亦然。其三，還可以看到喪禮改革的阻力，胡適的喪禮改革還有若干的舊傳統在內，新的喪禮的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胡適也算得上這方面的開路先鋒。當然，早在十九世紀后期的太平天國，對中國的各種禮俗包括喪禮都有改革，但他們的改革帶有基督教的色彩，同時又摻雜不少迷信的東西，而且對社會觸動不大。胡適在文章最后的“結論”應該說可以代表那時候新派人物的喪禮觀： 　　(1)現在的喪禮比古禮簡單多了，這是自然的趨勢，不能說是退化。將來社會的生活更復雜，喪禮應該變得更簡單�，F在喪禮的壞處，并不在不行古禮。乃在不曾把古代遺留下來的許多虛偽儀式刪除干凈。例如不行“寢苫枕塊”的禮，并不是壞禮；但自稱“苫塊昏迷”，便是虛偽的壞處。又如古禮，兒子居喪，用種種自己的刻苦的儀式，“冰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所以必須有杖�，F在的人不行這種野蠻的風俗，本是一大進步，并不是一種壞處；但做“孝子”的仍舊拿著哭喪棒，這便是作偽了。

　　(2)現在的喪禮還有一種大壞處，就是一方面雖然廢去古代的繁重禮節，一方面又添上了許多迷信的，虛偽的，野蠻風俗。例如地獄天堂，輪回果報等等迷信，在喪禮上便發生了和尚念經超度亡人，棺材頭點“隨身燈”，做法事“破地獄”，“破血盆湖”……等等迷信的風俗。 現在我們講改良喪禮，當從兩方面下手。一方面應該把古禮遺下的種種虛偽儀式刪除干凈，一方面應該把后世加入的種種野蠻迷信的儀式刪除干凈。這兩方面破壞工夫做到了方才可以有一種進于人情，適合于現代化生活的喪禮。

　　我們若要實行這兩層破壞的工夫，應該用什么做去取的標準呢?我仔細想來，沒有絕對的標準，只有一個活動的標準，就是“為什么”三個字。我們每做一件事，每行一種禮，總得問自己：我為什么要做這件事?為什么要行那種禮?(例如我上面所舉“點主”一件事)能夠每事要尋一個“為什么”，自然不肯行那些說不出為什么要行的種種陋俗了。凡事不問為什么要這樣做，便是無意識的習慣行為。那是下等動物的行為，是可恥的行為!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對喪葬禮俗的一次全面的檢討，也是五四文化運動對喪禮這一項具體改革的最深刻的觸動。但是這種文字上的觸動，并不能替代現實生活中廣大老百姓的喪葬習俗。更關鍵的問題在于，新文化運動主要是一次思想上的啟蒙運動，對于現實的具體禮俗并無直接的動搖力量，而且這場運動所攻擊的幾年重要目標，主要是封建的婚姻、家庭以及涉到這一方面的婦女解放，而對喪禮的攻擊只是一個附屬產品。因此，在本書《老北京的喪葬習俗》部分里所記述的老北京的喪葬禮俗至少存在到1950年以前，也就是說繁瑣復雜的、迷信的乃至野蠻的喪葬禮俗在廣大老百姓中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還有普遍的影響。但這并不意味著喪葬禮俗沒有變化，變化是有的，民國以來最早的變化對我們現代人來說顯得十分可笑，那就是不今不古、不中不洋的喪禮形式。

　　1912年清朝最后一個太后隆裕的喪禮，是最集中的表現，在這次喪禮上，既有民國哀悼會這樣的新式式喪禮方法和民國政府人物公祭鞠躬禮的形式，同時滿清遺老的跪拜禮和頂戴齊全的滿清朝服也夾雜其間。1916年的袁世凱喪事也是如此，和尚、喇嘛、尼姑們敲擊法器和念經的聲音與西洋樂曲混雜一氣，實在有些不倫不類。而最為明顯的表現還在喪服上。民國政府對喪服并無統一的規定，所以當時的喪服不中不洋、不今不古的現象較多，即使是胡適寧產留洋鍍過金的新派人物，在喪服上也自覺荒唐。他在北京得到母親的兇信后，“糊糊涂涂地依著習慣做去，把緞子的皮袍脫了，換上了布棉袍，布帽，帽上還挽了白結子，又買了一又白鞋。時表上的鏈子是金的，鍍金的，故留在北京。眼鏡腿也是金棉襖是綢的，但是來不及改做布的，只好穿了走，她在穿在里面，人看不見!我的馬褂袖上還加了一條黑紗�！卑酌苯Y、布袍、布帽、白鞋是從前的舊喪服，而黑卻是新制，拿胡適的原話說，“乃是一種沒有道理的大雜湊”。這種現象不僅僅表現在喪服上，在其他服飾上的表現也極為明顯。

　　1948年，著名作家袁鷹先生普寫過一篇《送葬的行列》，其中寫到：“洋鼓洋號，吹打得十分熱鬧，至于吹的曲子，也許很想讓聽眾陪伴死者緬懷失去的豪化，先是一些不成腔的濫調，繼之是《蘇武牧羊》，待到后來快要在十字路口轉變時，則已湊超《何日君再來》了�！边@種中西結合的可笑的接近胡鬧的方式在全國各地都較有較多的出現。但不管怎么說，新式喪禮終于出現了，胡適所改革的幾項在當時及以后都在逐步推廣實行。第五節新北京的殯葬改革中國喪葬禮俗的真正變革是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這個變革也是一種反復的、持久的過程。

　　解放初，北京即已開始殯葬方面的改革，一是基于城市環境衛生考慮，遷出城內寺廟停靈、義園義地和亂葬崗子墳墓。二是推行公墓遺體，建立了人民公墓。(均參見本書《北京現代公墓史略》)三是倡導衛生、節儉辦喪事。四是響毛澤東主席提出的“移風易俗，改造中國”的號召，改革喪葬禮俗中逐步被剔去。但真正把喪葬禮俗的改革轉化成一場殯葬革命的還是自1956年開始倡導遺體火化。1956年4月27日，在一次中央會議上，有人遞給毛澤東一份倡議書，上面寫道： 　　倡議實行火葬人們由生到死，這是自然規律。人們以后，應該給以妥意味著安置，并且采取適當的形式進行悼念，寄托哀思，這是人之常情。我國歷史上和世界各民族中有各種安置死者的辦法，其中主要的辦法是土葬和火葬，而土葬沿用最廣。但是土葬占用耕地，浪費木材；加以我國歷代封建統治階級把厚葬久定作為禮法，常使許多家庭因為安葬死者而陷于破產的境地。實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節省裝殮和埋葬的費用，也無礙于對死者的紀念，這種辦法雖然在中國古代和現代還只有一些人采用，但是，應當承認，這是安置死者的一種最合理的辦法，而且在有些國家已經普遍實行。因此，我們倡議，在少數人中，首先是在國家機關的領導工作人員中，根據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實行火葬。為著火葬的方便，除了北京、上海、漢口、長沙等地方已有火葬場外，我們建議，國家還可以在某些大中城市和其他適當地方，增建一些近代化的火葬場。 我們認為安葬死者的辦法應當尊重人們的自愿。在人民中進行火葬的辦法，必須是逐步的；
必須完全按照自愿的原則，不要有任何的勉強。中國的絕大多數人有土葬的習慣，在人們還愿意繼續實行土葬的時候，也是不能加以干涉的；對于現存的墳墓。也是不能粗暴得理的。對于先烈的墳墓以及已經成為歷史紀念物的古墓都應當注意保護。對于有主的普通墳墓，在需要遷移的時候，應當得到家屬的同意。

　　凡是贊成火葬辦法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請在后面簽名。凡是簽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實行火葬。后死者必須保證先死者實現其火葬的志愿。毛澤東看完后，當即簽了名，同時簽名的還有朱德、彭德懷、康生、劉少奇、周恩來、彭真、董必武、鄧小平、譚震林、楊尚昆等151人。

　　當時不在北京的或沒有參加會議的一些領導同志，聽到簽名消息后，也向中央和有關部門表示死后實行火葬。陳云為此還專門給當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寫信，表示贊成火葬。這些領導人的簽名，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并因此而引發了中國殯葬史上一次重大的革命——從保留遺體到不留遺體的革命。北京乃至全國的喪葬改革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北京殯葬行業也不遺余力地進行了大規模的宣傳活動，如1958年北京東效火葬場的開場之際舉行了一系列的宣傳活動，一是電臺、報紙等新聞媒介進行了大量的報道，并在十家效大的電影院放映了一個星期的《火葬的好處》宣傳冊、宣傳畫；三是組織了一萬余人參觀火葬的全過程和火葬設備。1965年，東效火葬場遷址并投入了使用后，又有一次大規模的宣傳活動。1957年，東效火葬場遷址并投入使用后，又有一次大規模的宣傳活動。1957年北京城區的火化率只有10%，1958年升到16.5%；1946年為34.6%，到1965年猛增到45.1%。宣傳的效果是比較明顯的。

　　“文化大革命”開始，殯葬改革同樣受到沖擊，這種沖擊主要表現在受極“左”思潮的影響，強制火化，認為遺體土葬是封建迷信，是“四舊”，致使火化率上升很快。到“文革”結束后的1978年，大興、順義、通縣、密云、昌平五個遠效區縣的火化率達到75%，而城郊區達到87.6%。這一非正�；�的殯葬改革導向在1978年以后得到果證：在1979年以后的兩三年內，整個北京的火化率迅速下降，上述五區縣的火化率在1979年降為52.4%，1980年降到45.9%，1981年降到12.6%，而1981年平谷縣的火化率僅為0.27%。造成火化率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群眾誤以為推行火葬是“文革”期間的錯誤作法固然是一個方面，但最重要的是舊的、落后的喪葬習俗仍然存在，最明顯的例子是土葬回升后，諸如披麻戴孝、摔喪盆、燒香燒紙，擺供品等等舊喪葬習俗抬頭。這不僅在北京，在全國，這一回潮趨勢也很明顯。

　　1982年7月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下發《北京市人民政府轉發國務院批轉民政部〈關于進一步加強殯改革工作的報告〉的通知》，其主旨是“積極推行火葬，嚴格限制土葬�！辈⒃谌珖�市進行長期不懈地宣傳。1985年2月8日，國務院發布《關于殯葬管理的暫行規定》，提出“積極地、有步驟地推行火葬，改革土葬，研除封建迷信的喪葬習俗，提倡節儉、文明辦喪事”。同年8月2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又發布《關于殯葬管理暫行辦法》。1990年4月1日，市人民政府又發布5號令，頒布《北京市殯葬管理辦法》。經過長期有效的努力，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全市火化率明顯上升，到1986年城區火化率達到96.45%。至此，火葬已成為普遍的殯葬形式。因火葬而起的新的、節儉文明的喪葬禮俗也基本確立。